1989年6月30日，《关于制止暴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这也是人在穷途末路，狼狈不堪的时候神智不清，所表现出的病态吧。

前面我没有提到严家其，严家其是谁呢，他当初在社科院哲学所工作，暴乱发生时，他是赵紫阳的智囊团之一，是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亲自挖掘提拔的。要说“民运”这场暴乱，就不得不提严家其，因为他是这场暴动的核心人物。我之所以在前文没有提及严家其，主要是我的文字不是为了说“民运”这件事情，而是揭露范曾在“民运”这场暴乱中的所作所为。在当时，范曾的身份根本无法与严家其相配，也是蚂蚁对大象了。基于这种情况，一向以结交官僚为荣的范曾，自然是做梦也想巴结严家其了，只是没有机会而已。

严家其逃跑到了海外，即便灰头土脸、气急败坏，也只是光杆司令。这时候，他在外国主子手下活动，吃人家的，住人家的，好比哈巴狗，你能不看人家的脸色，听任人家的使唤吗？他必须有所作为，让那些他的大鼻子黄头发的衣食父母看到希望。所以呢，严家其图谋东山再起，就不得不拉拢势力，收买人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其所用了。这个时候，他抓住了范曾的虚荣、投机的缺陷，以及能说会道、具有煽动性的优点，就开始和范曾来往了起来。这还不把范曾高兴坏啊，一个大人物把自己当了一次人，这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啊，简直光宗耀祖啊。在范曾看来，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搭上严家其这条船，一是可以向世人宣告，他是正经的“民运”分子，让艺术界不敢小视他；二是幻想追随严家其这位“倒邓保赵”的大人物，一定会干出一番大事。岂料，这就是他走上不归路的开始！

范曾和严家其勾结的事情，自然会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为了防止范曾逃跑，国家的相关人员开始秘密紧盯范曾了。

1990年11月初，范曾在北京公安局十三处属下艺苑画廊（现为中国艺苑）负责人于金英女士（已故）和当时已退休的另一位公安人员的陪同下，抵达新加坡举办画展。画展办完，回国途经香港，他们一起住到了君悦酒店，范曾住的房间号是1212号。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范曾途径香港，并住君悦酒店是与严家其事先密谋好的，是一个阴谋，所有人都蒙在鼓里。这个时候，严家其早已从巴黎悄然飞往香港，与范曾回合，接应范曾叛逃。并且，范曾的签证手续他也早就办妥了。

既然和严家其在香港会合成功了，也算是密谋的第一步实施成功了。那么接下来就是甩开跟随人员，伺机脱逃了。范曾还是十分狡猾的，11月5日，他趁其他人员吃饭之际，匆忙地跑到君悦酒店他住的1212房间，打开了洗手间的水龙头，跳窗逃跑了。其他人还以为他在洗澡，其实早已逃之夭夭了，等打开房门一看是中计了。

范曾“诚惶诚恐”（见范曾《辞国记》“客从故乡来”）地直奔到了机场，面对严家其提前给他安排好的媒体，他情绪高涨地发表了《辞国声明》，热情激昂地赞颂了一番反革命暴乱行径，言辞激烈地批评了中国的政治与一些领导人，特别强调“等大陆的杜鹃花开了他在归国”。接着，与严家其乘法航仓惶逃往法国巴黎。《东方日报》等港台各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了此事，特别对范曾的《辞国声明》的内容，给予了重点报道。

有人会怀疑，那么多人紧盯范曾，为什么会让他从眼皮底下溜走呢？其实，范曾不但骗了这些人，他利用叛逃时的这次画展，也骗了一些高官。一位官员的儿子对好友吴某说：“范曾去新加坡办展，请我父亲发个贺电，贺电发了他就叛逃了。害得我父亲因为犯了没有政治预见性错误，给中央政治局写了检查”。其实，另一位高官也给范曾发了贺电，没想到中了范曾的阴谋，所以就怒骂“范曾毫无人格，毫无国格”！

范曾叛逃成功了，言辞激烈地与国家划清了界限，国家和政府，也是被他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这个时候，他或多或少还有一些政治头衔。所以呢，范曾在海外的一言一行，都让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受辱！

《人民日报》1991年3月20这样报道：“政协十届闭幕会议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决定撤销范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21日的《人民日报》又报道：“民盟举行第12次中常会，鉴于范曾严重违反《中国民主同盟章程》，会议根据《中国民主同盟章程》第36条规定，决定撤销了范曾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及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任命的职务”。这就是相关部门对范曾叛国一事的初步的官方处理结果。

范曾辞国后，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站在了国家与民族的对立面，竟然还厚颜无耻地对一些原来和大陆不友好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友好交流”访问，充当着“自由斗士”，毫无情面地批判中国大陆的民主与政治。如此举动，在范曾看来是光荣的，但在境外媒体眼里，范曾就是一个十足的叛徒，一个叛逃的大陆画家，汉奸，一个让他们戏弄中国人民的工具。每当有媒体采访报道范曾，都会以“民主、自由、人权”“叛逃的中国画家”等关键词来开头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