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揭露范曾，叛国是其本质，也是其发家致富的唯一途径，这不得不让人痛恨与鄙视。所以，揭露范曾，既可以正本清源，也可以教人为戒，以此为耻。

1989年，正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国内不法分子与国外政治势力内外勾结，煽动和制造了一场反社会主义制度、反党、反政权的反革命运动（“民运”，见《人民日报》1989年6月30日，《关于制止暴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当时的国家，一片混乱，真是危在旦夕。可以说，这场动乱，是境外势力一手策划的，由境内不法分子参与实施的一场祸国阴谋，他们各自为了各自的利益，来拨打自己的如意算盘，手段极其残忍卑劣。从动乱的策划到高潮，境外势力都在操纵着整个局势，他们用金钱买通了国内的某些软骨头们四处造谣，并鼓动不明真相的学生打砸烧抢。动乱高潮之际，他们大肆提供金钱援助，并设立奖励办法，来激励不法分子打、砸、烧、抢，许诺烧一辆军车给3000元，抓住或打死一个军人也给几千元。这是地道的一场交易，一场汉奸与侵略者的龌龊交易。中国向来不缺少汉奸，甚至高产，特别是一些没骨气的文人，见风使舵，毫无原则。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就毫不犹豫与国家、与人民为敌，在混乱中起哄，在混乱中发财，范曾就是其中的一位。

北京“民运”高潮之际，举国慌乱，政权动摇，范曾一看共产党大势已去，时机已经成熟，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公然站出来了。站是站出来了，但站到哪去？像他这样鬼精鬼精的人，他才不会做别人的马前卒到广场静坐，当别人的炮灰。他虽然读过几本书，会画几笔插画，但这个时候谁会买他的帐？那些所谓头头们，在此时个个风光无限，一幅“革命者”的派头，谁能把你范曾放在眼里？是的，这个时候的范曾虽然不起眼，但他有征服一切的小心眼。

焦虑者往往处心积虑。范曾致书吾尔开希，拍吾尔开希的马屁，要求入伙。吾尔开希这个人啦，虽然当时是一个调皮捣蛋，门门功课亮红灯的差生，脑子笨点，但他在那时也算是个人物，怎么能把范曾放在眼里呢？你一个画插画的，嘴尖皮厚，人品差是出了名的，倒还挺聪明的，这个时候你要来分我一杯羹，我吾尔开希再笨，还能看不出你范曾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吗？所以，吾尔开希也是愚中有清的，并不吃范曾的这套。没有办法，范曾只能做点实在的，不是说“钱能通神”嘛，范曾为表诚意，许诺吾尔开希，愿意捐五万元人民币来支持暴动（《中国时报》中华民国八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日）。这样话就好说了，吾尔开希自然欣然接受了，范曾也自然成了一位“革命者”了。即便是芝麻，也是官儿，说不准以后还是“开国元勋”！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充满智慧与包容的民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是绝不手软的。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在识破了反革命的阴谋后，经过耐心地劝说无效后，果断地采取了措施，平息了暴乱。再说了，像吾尔开希这样的笨家伙，你范曾跟着他混，还能有什么出息呢？

范曾的人格是矛盾的，毫无原则立场，见利忘义，随时翻脸。反革命暴乱被平息后，他立马撇清与这这场暴乱的关系，甚至对这场暴动带有指责（《中国时报》中华民国八十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星期日）。据知情人讲，在暴乱之际，范曾不光是给“民运分子”捐了五万元，还给解放军也捐了五万元，他的目的是坐山观虎斗，谁也不得罪，谁胜了就跟着谁走。后来，由于当时的局势，暴乱势头越来越大，有不可收拾之势，政府和军人成了弱势，任人打砸烧抢辱骂。看到这情况，范曾明确了方向，露出了真面目，毫不顾忌地站在了国家的对立面，支持暴乱。这个之前，也就是1988年初的政协会议上，范曾还发表了《再造民族，重振雄风》的讲话，把自己扮演成了一个爱党、爱国的正面典型。

反革命暴乱失败后，范曾追随他的头头们，逃跑到了国外，企图东山再起。

其实，范曾大可不必逃，他在暴乱中只是个小人物而已，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角色，像他这样的小喽喽，呆着国家也不会处理的，逃跑只是虚荣心作怪，妄图引起别人的注意，赢得名声。因为过去，他都在中国的政治动乱中发了身，出了些名，如果这一次没有他的份儿，捞不到油水儿，他自然有点不甘心，要折腾一番，吸引眼球。本质上，范曾在暴乱中的作用，似乎只有拍吾尔开希的马屁，花钱赞助学生打砸烧抢是有据可循的，其他的也是想做没机会做到。比如他原本打算6月4去天安门广场静坐，但没有得逞（范曾好友崔某回忆，当时他亲自劝范曾别去静坐的）。

以上，我只是谈到了范曾叛国的背景与起因。要揭露范曾叛国的事实，就不得不说他在香港机场和他的那个假日本籍媳妇张桂云（楠莉）的《辞国声明》了。那么，我们不妨就从这里开始说起吧。

反革命阴谋失败后，严家其和“高自联”（ 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头目吾尔开希在国外势力的策划接应下逃亡法国，他们于1989年7月4日在海外发表了所谓的《国殇周日宣言》，并成立了“中国学运民运联合委员会”，声称，要在中国大陆制造更多的“风暴”（见《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