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潘天寿先生就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教改时他提出向工农子弟开门，我作为贫农子弟，很荣幸地考入过去只有富裕家庭子女就读的高等学府。一上学，就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培养，在3年自然灾害国家还困难时，我享受甲级助

中 48学金，免去全部生活费，安排我为副班长，半年后为班长，后来又担任团支部工作。我从小学五年级就担任班长，直到中学6年，一直是班长、团支部书记，没有影响学习。但到了大学，贯彻中央精神，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会议多了，作为班长，经常开会，减少了我的学习时间，对我的学习成绩有些影响。1962年，程先生应邀到浙美讲学，在国画系讲学时，义父了解到我学习成绩一般，考评4分多，5分的少。于是在晚饭后，叫我与他散步，把我教育一顿。他说陈毅副总理在广州会议上讲话，号召知识分子要又红又专，不能只红不专。他语重心长的批评对我是有力的鞭策。系主任刘苇先生，她对我们讲，我们一年的学习费用，要由50个农民辛勤劳动一年来负担。系领导的讲话，对我教育很深。我们班大部分出身在农村和工人家庭，基础较差，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潘天寿院长亲自教我们一年级书法，他因材施教，并开设了艺术修养课，除了本校老师外，聘请全国著名画家、理论家包括演艺界京剧、昆曲盖叫天先生等来校讲课，提高师生的艺术修养。工作一直由潘院长负责，我们受益匪浅。

20世纪70年代初，我父亲已不在世了，组织上考虑我入党问题，派人到上海向义父了解我的家庭情况，他给我写了证明，不久我便批准入党。

1978年，第二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召开，认真做好出版工作，对老中青画家分批分期出版高中级和普及画册。程十发先生和方增先老师的画册被列为向国庆30周年献礼的图书，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邵宇社长把这任务交给我担任责编。10年动乱，程先生的作品大部分散失在社会上，或被一些领导收藏，马元浩帮我去借来拍摄，和义父的一些近作一起编辑成册，迟柯作序，给予很高评价。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义父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高档画册。

1979年，经中央领导批准，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中国之旅》丛书，我是中方摄影主力之一，义父知道我要出访日本，他在好友曹大徵先生家里，用曹先生收藏的乾隆纸为我画一幅仕女图，并题上长款表示祝贺。

1983年，受国务院委托，需要一批新作布置会议室和外宾接待室，工作由中国画院黄胄院长负责，他邀请程十发、谢稚柳、陆俨少、关山月、黎雄才、田世光、徐庶之、李可染等全国著名画家，云集北京西交民巷原西哈努克亲王的居住地进行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