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程十发是我的义父，当年，他和我家是街坊邻居，我家住在马路桥中山路富家弄对面，而义父家住在富家弄东侧车木店隔壁一幢老房子里。我父亲是义父母亲的义子，我是程十发的义子，两代干亲。我外公在秀野桥西经营糖坊生意，我家于是开了一家糖果店。但每到夏天，糖果烊脱，因此改行。改为经营锡箔，没有多少年，又关门。抗战后失业。经奶奶介绍，父亲到松江报馆当一名印刷工人，所以两家来往密切。

我是长子，小名叫大囡，长相圆胖，讨人喜欢，４岁过寄给十发先生。奶奶是松江儿科名医，小时候，我和弟弟有些毛病，就找奶奶医疗。我弟弟至今还记得童年那段生活。我家祖上在米市渡东村，是个大户人家，有很多房属，村上有四百斤重石锁和关公大铁刀。我父亲是小学文化，17岁到松江当学徒，也喜欢与文化人来往。我作为义子，常到义父家去玩，见客厅里挂满了画，包括客厅过道的窗门上也布置了一幅幅小画。东厢房是奶奶的诊室，窗户外有个小天井。西厢房是义父的画室，窗户外也有小天井，画室左侧置一把椅子，来人就坐。若没有客人，义父又在画画，我便站在坐椅旁，悄悄地看他作画，偶而也给我说几句，教我画画，培养我绘画的兴趣。解放前，我在松江白龙潭小学上的小学(今岳阳小学)，义父也是在这所学校上的小学，现在学校为他立了一尊塑像，纪念他对美术事业的贡献。我初小毕业，成绩优秀，也包括美术课的成绩，这与义父对我的影响，艺术熏陶有着密切的关系。

解放后，义父定居上海，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从事年画、连环画的创作。当时奶奶病故，墓葬在福庵头陈家宅后热河岸畔，由我父亲守墓。1958年，大跃进，破四旧，平整土地，扩大耕地面积被铲平。当时的政治，谁也不该顶风而行，这是我们的遗憾。奶奶健在时，也给过我家一些义父的习作和扇面，但在土改前，我父亲还没有工作，为了维持生活，只得变卖家产，也包括义父的一些字画。土改时，五口人可以分到十亩地，因我家劳动工具和耕牛一无所有，弟妹年龄又小，我们只要了5亩，评为贫农。母亲外出去做褓姆，补贴家里，维持生活。当时我已懂事，义父的习作，我是留了几幅，一直保存到现在。

我在松江一中上学时，音乐老师的爱人是义父上海美专的同班同学，他担任初中美术老师，教了一二年，正规的师资，也为美术教育知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自高中以后，每年暑假，我总要提些松江土产，带些素描稿，到上海华亭路看望义父，请他指点，顺便看看义父作画，潜意默化学习。义父知道我要考浙江美院（今中国美术学院），他送给我一些珂罗版图书，我还完好地保存着。同时我悄悄地积累义父出版物资料，年画、连环画、插图本民间故事；《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图书，只要在新华书店看到，我就买，临摹学习。

1959年，潘天寿先生就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教改时他提出向工农子弟开门，我作为贫农子弟，很荣幸地考入过去只有富裕家庭子女就读的高等学府。一上学，就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培养，在3年自然灾害国家还困难时，我享受甲级助

中 48学金，免去全部生活费，安排我为副班长，半年后为班长，后来又担任团支部工作。我从小学五年级就担任班长，直到中学6年，一直是班长、团支部书记，没有影响学习。但到了大学，贯彻中央精神，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的会议多了，作为班长，经常开会，减少了我的学习时间，对我的学习成绩有些影响。1962年，程先生应邀到浙美讲学，在国画系讲学时，义父了解到我学习成绩一般，考评4分多，5分的少。于是在晚饭后，叫我与他散步，把我教育一顿。他说陈毅副总理在广州会议上讲话，号召知识分子要又红又专，不能只红不专。他语重心长的批评对我是有力的鞭策。系主任刘苇先生，她对我们讲，我们一年的学习费用，要由50个农民辛勤劳动一年来负担。系领导的讲话，对我教育很深。我们班大部分出身在农村和工人家庭，基础较差，为了提高教育质量，潘天寿院长亲自教我们一年级书法，他因材施教，并开设了艺术修养课，除了本校老师外，聘请全国著名画家、理论家包括演艺界京剧、昆曲盖叫天先生等来校讲课，提高师生的艺术修养。工作一直由潘院长负责，我们受益匪浅。

20世纪70年代初，我父亲已不在世了，组织上考虑我入党问题，派人到上海向义父了解我的家庭情况，他给我写了证明，不久我便批准入党。

1978年，第二届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召开，认真做好出版工作，对老中青画家分批分期出版高中级和普及画册。程十发先生和方增先老师的画册被列为向国庆30周年献礼的图书，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邵宇社长把这任务交给我担任责编。10年动乱，程先生的作品大部分散失在社会上，或被一些领导收藏，马元浩帮我去借来拍摄，和义父的一些近作一起编辑成册，迟柯作序，给予很高评价。这是改革开放以后，义父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第一本高档画册。

1979年，经中央领导批准，人民美术出版社和日本讲谈社合作出版《中国之旅》丛书，我是中方摄影主力之一，义父知道我要出访日本，他在好友曹大徵先生家里，用曹先生收藏的乾隆纸为我画一幅仕女图，并题上长款表示祝贺。

1983年，受国务院委托，需要一批新作布置会议室和外宾接待室，工作由中国画院黄胄院长负责，他邀请程十发、谢稚柳、陆俨少、关山月、黎雄才、田世光、徐庶之、李可染等全国著名画家，云集北京西交民巷原西哈努克亲王的居住地进行创作。

画册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我和肖顺权主任负责翻拍作品。陆严少先生的“雁荡”、黄胄先生的“刁羊”图都很大，有两三张丈二匹长。作品放在小礼堂舞台上，而相机置在礼堂最后一排，才能拍好。其工作量有目共睹。我和黄胄先生助理李延生是浙美校友，凡是拍摄黄胄先生作品，总离不开肖主任和我，但从未开口要过黄胄先生的作品。这次，义父为我的小册页上画了幅小画，并为册页题签，我再托李延生请黄胄先生画张小画。果然不出所料，黄胄先生即兴挥毫，画了两匹小毛驴。在北京，我呆了几十年，做了一辈子出版工作，难得有次笔墨，这回是靠义父的情分。

1983年，由姜维朴主任联系安排，我陪义父到诗人艾青家拜访。

同年，受邵宇社长安排，给中日合作出版日方在北京工作的专家讲中国画课。义父应我的邀请，到友谊宾馆去讲了49节课，并为日方专家留了书法墨迹。

80 年代，与台湾锦绣出版社合作出版《中国美术全集》丛书以后，人民美术出版社与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分别编辑《中国近现代名家》系列画册出版工作开始启动，当时由国家和出版社投资，我把程先生画册列入出版计划。因义父作品无着落，数量不够而耽搁。事隔10 年，出版社资金有限，这类图书需要画家分担。编辑工作我和程助负责，我在北京， 到中国美术馆、军事博物馆、中国画院 、革命历史博物馆、荣宝斋、人民大会堂等单位去拍摄义父的作品。程助从上海朵云轩、拍卖行等单位得到一些反转片。我又从我收藏的年画等印刷品翻拍了一部分，才够上编辑的数量。历经7 年， 在义父有生之年，总算看到这本历史性的画册出版，他在画册的扉页上亲笔签字送给我一本。

我在北京工作几十年，有些人脉关系，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厂联合拍摄50集大型电视纪录片“中国当代画家”项目，他们请我去点评已经摄制完成的纪录片，当我了解到上海的人选还没有决定时，我就推荐最具影响力的程十发和方增先两位著名画家，并协助编导拍摄。编导与程先生对话，她有时听不懂程先生的一些口语， 我就帮助翻译，后又到枫泾实景拍摄，得到地方亲友的大力支持。应编导的要求，我又请著名画家徐希为程先生的艺术点评，我本人也因编导的安排，讲了程先生对我的培养教育，成长过程。影片在中央4 台双音语频道向世界展播。

同年我还推荐中央电视台收藏栏目拍摄程先生的收藏专题。程先生介绍了自己收藏品的来源，“收藏不为增值，而是请进来的最好老师，便于学习研究；这些宝贵财富，取之于民回归于民，我老了，由国家掌管”。

由国家社团、国家机关和专业单位组织的，我参与的公益事业及社会活动，程先生都是积极支持的。庆祝建国50 周年《中华情——全国著名书画展》、《中国扇子艺术首届精品展》、“功在千秋书画扶贫”，他除了捐赠绘画作品外， 又有书法题字捐赠。他说：“我就是上海扶贫领导小组副组长。”他率先带头献爱心，影响了上海一大批画家的捐赠。

义父又为我赴曼谷“中泰建交20 周年徐震时画展、太原“徐震时中国画展”和由王永顺先生主编的我的速写集《线韵画情》亲笔题字，我的艺术人生，一直得到他的关怀。我这次画展，是松江区政府对我的关心，也是我向家乡父老所作的一次汇报。我已到耄耋之年，但自强不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艺术的征程上我还要继续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