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作为中国独特的艺术形式,最能体现中国艺术高度的表情性、抽象性和写意性特点，也是东方美学思想和民族精神的高度结晶。沈尹默先生说：“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为它能显示出惊人奇迹，无色而具画图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正是书法艺术的这种神奇魅力，使我多年来醉心其中，寄情于斯。研习书艺成为常课，畅意一书为其乐事，遂致衷情流泄于腕底，奇妙意象隐现于毫端。我在墨海中领略到无限风光，也在墨海中陶冶风度，熔炼精神。

时常有同事或朋友问我：你是怎样走上书法艺术之路的？你练的是那一家那一体的书法？对此我往往难以作答，因为非三言两语说得明白。不过这一问题却勾起我成长过程中许许多多难忘的回忆。

同现在许多在城市长大的“小公主”、“小皇帝”得天独厚的学艺条件相比，出生在六十年代海南省一个普通乡村的我，起步和成长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那时候能够上学读书，一日三餐基本填饱肚子已经不错，要学习艺术简直是天方夜潭。不仅没有人引导，要找一本字帖练习都很难，加上处在动乱年代，“读书无用论”还很流行，我经常要帮父母分担家计，也没有这种机会和条件。因此,我从小学到初中阶段，学习的经历很单纯，劳动的经历倒是丰富多彩：挑水劈柴、播秧割稻、开荒种蔗、炸石修路，以及上山砍柴、下水捞鱼，几乎无所不干。这种种出大力流大汗的劳动经历及风餐雨宿、幕天席地的生活体验，对我个人意志是很好的磨炼，对加深我对艺术的感悟也大有帮助。因为任何艺术都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经过升华之后成为“有意味的形式”的，书法艺术也不例外。

说起来有一点儿戏，我的书法启蒙是从摹写“忠”字和抄写“大字报”开始的。上小学时有机会跟生产队里一位叔叔挨家挨户写“忠”字，觉得很好玩，就在家里的墙上摹写了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忠”字。后来发展到摹写当时能看到的一些报纸刊头名，如“人民日报”、“南方日报”、“海南日报”、“人民炮兵”等，并经常背着大人将摹写的“成果”用硬纸皮印刻在邻居小孩的背心上，并为这些“流动的展品”而沾沾自喜。小有名气之后，开始为生产队写各种标语和榜书，到了学校也派上了用场，我几乎成了抄大字报和出版报的“专业户”，从此结下了笔墨情缘。而我真正踏入书法艺术之门是在大学时代。因参加学校书法竞赛获奖之后加入了一些学生社团，并被推选为本系美术书法协会的负责人。学习之余，我开始系统地临写了“二王”、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虞世南等名家的法帖，参加工作之后，又临池不辍，广泛涉猎了秦篆、汉碑以及苏东坡、米芾、文征明和当代书家启功、沈尹默、麦华三、刘炳森等人的作品，并业余从事书法美学的研究，使自己的书艺和审美水平都有新的提高。同时，为了更好地鞭策自己，不断提高书写水平，我每年都有选择地参加一些全国性的书法比赛，并有不少收获：先后十多次在全国书法比赛中获奖（包括两次金奖）；相继被中国硬笔书法家协会、国际美联硬笔书法委员会、中华书法协会和东方书画艺术家协会等组织吸收为会员；本人书法作品先后被编入《中华翰墨名家作品博览》、《世界东方文人书画家全集》、《国际硬笔书法博览》等二十多种专集，并被敦煌美术馆收藏。

学书多年来，我虽然得到了许许多多的荣誉，也赢得了人们无数的赞美，但真正使我迷醉的却是书法艺术所具有的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文化积淀，它能为书家提供广阔的抒情写意的空间。因为书法讲气息重韵味，追求格调和品位的统一，强调学书不仅与个人的天资、兴趣有关，更取决于书家的学养和品德，讲求“字外功夫”，正如宋代书法大家黄庭坚所云：“学书须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因此，书法作品所呈现出来的“风采”、“气韵”、“意境”、“情味”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形式美、装饰美，更是一种活生生的、流动的、富有生命暗示和表现力量的美，这种美同中国传统文化所崇尚的精神意境是一脉相承的。古人常用许多富有动感和想像力的比喻来描绘这种美，如“龙跃天门”、“虎卧凤阙”、“舞女低腰”、“筋骨血肉”等，这实际上是书法艺术所蕴含的生命意味和精神的“迹化”。人们欣赏书法，既是对优美线条的赏玩，又是对人格美的欣赏，更是对主体精神力量的评价和肯定。

总之，“笔酣墨畅，心旷神怡”的体验使我得到真乐。而追求书品和人品的统一，实现书写技能和精神境界的同步提高，则是我孜孜以求的艺术目标。